[6]参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53、75页。

(108) 这也是说发动是仁，截断是义，仁是发用，义是定体。对恶要果敢断然去除(这就是果而不畏)。

因此，朱子晚年之所以强调仁刚义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子以仁为体的本体宇宙论已经形成，义的刚柔阴阳，要在这一本体宇宙的架构内来定位，而不是仅仅从义的伦理价值功能来确认(109)。(62)黎靖德撰，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四，第57页。(98) 又书曰： 盖尝论之，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而阴主消。(59) 把定与流行成为一对宇宙论概念，以前很少受到注意。由此可见，朱子对义的讨论，如其对仁的讨论一样，更多地关注把义作为宇宙论范畴的理解和应用，把义作为生气流行有机过程的一个阶段，这跟朱子作为构建宇宙论体系的哲学家的关怀密切相关。

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从词源学角度来看，西方语境中的伦理与道德大体是相近相通的，伦理这一概念最早源自亚里士多德对风俗（ethos）的改造，而道德一词最早源自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对ethos的拉丁化转译（móre），主要用来表达国家道德生活面貌和个人道德品性。

12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57-2059页。他认为，大量从日文中直接引用的和制汉语虽文字与中文相同，但是其内容多在解与不可解之间，并未尽得西学之精髓。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能以疾风迅雷之势涤荡传统伦理，全新的话语体系体现出极大的威力。

以甲午战败为时间节点，在外力导源之下的近现代道德转型，虽从价值与方法两个方面直接受惠于西学，但中国伦理道德话语体系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视，特别是近代汉语体系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西方现代哲学方法奠定了概念基础。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面对（研究）、处理（实践）与伦理相关的事务。

【15】显然，在西方社会（共同体）视域下，合理的道德选择是义与利的双重选择。注释： 1[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9页。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从未遭遇过对其产生真正挑战的对等文化，以至于中国自认为是样板式的普遍国家或者标准国家。在现代性的叙事中，列文森将儒家文化视为已死之物的看法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性立场。

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探寻，从清末的体用之争逐步发展为新旧之争等一系列蔚为大观的古今之变。列文森揭示了这种变化：儒教集团在荆棘与蓟条的环绕下正走向崩溃，它们的鼓、锣被抛在一边，置于腐臭的杂草与废物之间。在激进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近代中国，坚守传统往往被视为一种过时、甚至陈腐的论调而难逢青眼。

在这一过程中，清末士人，尤其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启蒙先贤功不可没。斯宾塞认为，虽然人性中的利己动机往往先于利他动机，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利他主义是完全必要的。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接纳以分科为标志的现代学术体系，传统伦理话语不再构成主要的道德知识资源。这一世界观的变化带来了全新道德实践方向的转变。

伦理启蒙的直接作用是促进现代西方道德价值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带动了社会伦理观念的革新。做中国伦理学，既是伦理学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的现代化，也是以伦理觉悟影响时代变革的社会实践。结语 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引介，重建具有牢固根基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严复等启蒙先贤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必然包含民德、民智和民力的全方位发展。故西洋以个人为么匿，社会为拓都……故西洋家族伦理始于夫妇一伦，中国家族伦理莫重于父子一伦。他进一步强调，功利带来富强的实效，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默觚下·治篇一》），富强是王道的应有之义，是达到王道的必要条件。

【16】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张斯桂虽然承认万国的存在，但却依然坚持中国是独立于万国之外的。这一时期，虽中华文明尚未全面、直接地以西方文明为参照进行变革，但就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已然开始了转型的过程。

姜义华认为，辛亥革命之前对待传统儒家伦理资源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以《劝学篇》和《翼教丛编》为代表，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旗帜，或径直以翼圣经、扶纲常、复名教、正人心为号召，维护以孔孟之道为主干的传统思想。在吸收西学和创新传统中，中国道德转型从理论建构与社会改造两个维度展开。

学术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如何迅速实现新思想、新伦理、新社会的建设。但需要申明的是，勾勒中国近代伦理学基础概念形成中的外来语言因素，并无意确立基于某种本质主义的认识。

8 伦理启蒙是徐嘉教授《中国近现代伦理启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的核心概念。伦理观念的改造往往伴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在经济行为中逐步培育利则两利害则两害的观念，进而促进社会形成富而仁的伦理意识。中华文化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伦理型特质，正如樊和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伦理型文化是国家文明的文化气质和文化气象，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就是这种伦理型文化气质和气象的呈现【7】。关键词：严复;儒家伦理;话语体系;革新; 近代以来，伦理学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开始传入中国。

从儒家传统伦理到现代伦理话语的嬗变轨迹中可以看出，现代西方道德价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伦理传统，直接引发了中国近代伦理启蒙进程。只是这种转型依然停留在儒家话语系统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尚不足以产生天崩地解之焦虑。

【9】有清以来，知识分子在总结明亡的经验中开始反思空谈心性之弊端，顾炎武经世致用之传统，开创了清代汉学之先河。他说：西洋以人为本，中国以家为本。

故此，严复在进行学术译介的时候常常修正日本的翻译，或者另造新词，企图从传统道德文化资源中寻找与西方思想相对应的概念。严复和梁启超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代表，在向社会进行道德启蒙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路径。

中国语境下的道德道德概念形成时间较长，用以表达主体对道的把握而获德之意。【5】一般认为，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是在外力作用下而产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其突出特征是传统伦理体系的崩坏以及个体自由的实现。同时，西方分析哲学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重新勘定了中国近现代伦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类似的做法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思想界围绕万国公法的讨论窥见一斑。

二是如何收拾人心重建伦理话语体系—展现为传统道德资源系统化、学术化的过程。严复认为，中国传统重义轻利思想，表面上是对道德价值的推崇，但本质上是对道德根基的破坏。

道德是个体心灵秩序的基础，是成人之起点。我们看到，在对斯密的理论进行援引时，严复将其标榜为公理。

义利关系之辨首先从为利正名开始。近代中国伦理话语建构既肩负着提供价值探寻（Value inquiry）的哲学化目标，也承担着为民族寻求伦理复兴（Ethical revival）的美好生活愿景，这明显区别于西方伦理学知识主义（Epistemology）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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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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